电子签约受广泛关注 业内呼吁良性竞争在企业数字化转型大潮以及降本增效等多重优势助推下,近年来电子签约市场发展迅速,迅速成为了具备超千亿市场容量的赛道。诱人的市场前景,也让这一赛道入局者众多,甚至腾讯、阿里等巨头也以投资的形式也参与其中。众多的入局者造就的是赛道拥挤,而在市场优胜劣汰、虹吸效应显现的现实下,资本、资源更愈发朝着头部玩家聚集,但即使是头部玩家们,在融资层面也是面临激烈的竞争压力。在此现实下,一些市场参与者开始搞一些变形的动作了——数据造假,其目的无外乎于借助虚假漂亮的数据取悦市场,以便在激烈市场竞争中为自身在融资、产品推销、对赌协议等方面获取优势。最近一例发生在电子签约市场,事件主角是北京某智库机构与某电子签约厂商。据北京朝阳区市场监督局下发的京朝市监罚字【2021】440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信息显示:“某智库与某电子签约厂商存在合作关系和经济往来,在其发布的《人力资源电子签约市场专题分析报告2020》的‘中国人力资源场景第三方电子签约市场份额’表格所在页面和《中国电子签约市场专题分析2019》的‘中国互联网电子签约市场市场份额’表格所在页面,以虚假统计口径宣传某电子签约厂商在电子签约市场份额领先于其他厂商、拥有最强的综合实力、渗透力最高等结论,构成了通过撰写行业报告的方式等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二款的规定,罚款200000元。”于某电子签约厂商而言,作为电子签约这一严肃行业中的公司,如今却卷入了市场份额数据造假事件,怎么说都是不恰当的,于行业而言,无疑也是给整个电子签约行业做了不好的示范。于某智库机构而言,其将原本应是反映行业竞争现状,应以客观、公正为准绳的数据,看作是其可以随意打扮的存在,同样是对行业严谨性的不尊重,是给数据统计行业在抹黑。并且该智库机构的造假手段也略显低级,属于数据造假中的显性造假——其报告之所以被发现有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其公布的这两份报告有违市场普遍认知。其实在该智库机构这种显性造假外,于数据造假而言,还有许多更为隐性的造假手法——诸如利用统计口径差异(常见的Sell- in与Sell out统计)、故意忽略规模基数差异(不谈用户规模,只谈投诉量)、利用图表视觉误差等手法作出的种种统计数据等,可以说是不一而足。如此种种,也难怪美国统计专家达莱尔·哈夫会将统计数据看作是世界上三大谎言之一,当然他说的是统计造假。也正是基于此,于我们普通用户而言,在以统计数据作为决策参考时,更需擦亮自己的眼睛,预防、辨别出统计数据中常见的这些小把戏,选择具备真正有意义的统计数据来作为参考。格罗夫纳曾言:“数据本身不会说谎,但说谎者需要数据。”某智库和某电子签约厂商数据说谎背后,反映的是电子签约行业中一些公司面对市场竞争时的动作变形。于市场而言,这些数据造假者,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目的,其行为本质依旧是以非正当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伤害的是这个行业依靠自身努力进行市场正常竞争的主体,破坏的是驱动整个行业向前发展的内在公平机制,长此以往,也或将让整个行业走向衰败。也正是基于此,面对这一幕幕造假行为,我们需要坚决说不,需重拳出击,打击数据造假行为,以让有助于社会进步的新兴行业在有序竞争的轨道上前行。可喜的是,相关监管部门针对一些行业发展过程中的乱象,已然快速出手,正引导着新兴行业朝着健康、有序方向发展。诸如近年来兴起的直播带货行业,从现实来说,它开辟了商品销售的新模式,在疫情期间其于行业而言也是意义重大;但与此同时也能看到,直播带货行业存在的诸如产品质量低劣、数据造假之风盛行等乱象也正在伤害着这一新兴行业持久发展的根基。也正是基于此,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公安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等七部门及时出手,在今年四月份联合发布《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并在五月份开始实施,以加强网络直播营销管理,维护国家安全和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网络直播营销健康有序发展,就是显著一例。业内认为,《网络直播营销管理办法(试行)》的正式实施,对网络直播营销各项事宜做出的明确规定,为行业健康发展与监管奠定了基础,为整个行业持续向前发展,注入了新动能。这是《办法》对直播行业的意义所在。但很显然的是,需要类似《办法》的不止是直播营销行业,其他行业同样需要具备针对性的监管办法,引导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4月中旬，全球最大晶圆代工厂台积电的台湾工厂发生停电事故。有研究机构预测，仅停电半天，报废晶圆损失或超过2000万美元，一大批客户受到影响。6月初，台湾封测厂京元电子暴发外籍员工群体感染，确诊人数超过200人，2000多人停工居家隔离，预计6月产量将减少30%~35%。台湾疫情向半导体产业的蔓延，让全球芯片产能雪上加霜。此前，同样引发人们忧虑的是台湾遭遇半个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干旱，由于需要清洗厂房与硅片，晶圆代工厂耗水量巨大，为保证其用水，约占台湾灌溉面积五分之一的农田停止灌溉。这足以显示台湾晶圆代工产业的地位，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甚至提出极端假说称，如果台湾半导体代工厂停工一年，全球电子产业将面临4900亿美元损失。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将1987年创办台积电与晶体管、摩尔定律等量齐观，视之为改变半导体产业的创造。台积电与晶圆代工业务的兴起确实深刻改变了半导体产业，使之成为全球化程度最深的产业之一。但是这一轮“缺芯潮”引发了供应链安全隐忧。欧美对半导体产业过度集中于日韩、中国台湾地区表现出了担忧，提出一系列刺激计划吸引芯片产业回流，中国的芯片产业链国产化进程也在提速。芯片制造的全球“军备竞赛”已经拉响，半导体产业现有格局或将被重塑。模式之争从各国家、地区半导体产能占比变迁中可以发现，1990年台湾半导体产能几近于零，此后一路扩张至2020年的22%，这是台积电等晶圆代工厂崛起的结果。半导体产业有两种模式，一种是IDM模式，即芯片设计、制造等环节集于一家公司，比如英特尔、英飞凌等；另一种则是代工模式，由台积电开创，兴起于上个世纪90年代，核心是芯片设计公司无须涉足制造、测封等环节，相应诞生了一批像高通、英伟达、联发科这样的无晶圆厂商。由于无须同时承担设计环节的高研发投入与制造环节的重资产投入，无晶圆厂商的营收增幅往往快于IDM厂商。尽管IDM厂商在2019年仍拥有全球半导体近七成产能，但在更多应用先进制程、手机SoC（系统级芯片）所属的逻辑芯片领域，代工模式占据近八成产能，被认为是产业主流。“IDM模式的弊端之一便是企业倾向于追求利润率高的产品，如果将设计与制造环节分开，代工厂无论生产附加值高或低的产品，同样赚取代工费用，有利于产业生态更为均衡。”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教授、矽典微联合创始人徐鸿涛博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也是在代工模式下半导体产业得以迅速发展的原因。但是在这一轮“缺芯潮”中，IDM企业显示出供应链更为稳定的优势。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就曾表示，在当前阶段，下游制造环节对上游设计环节的支持十分重要。但是在代工模式下，晶圆代工厂扩张产能往往谨慎，这是全球半导体产能始终处于紧平衡的重要原因。其实去年以来代工厂扩张产能动作频仍。3月底，台积电宣布将在未来3年投资1000亿美元增加产能，并且支持高端制程技术的研发，一改此前“稳健扩产”作风，要以5倍的速度建厂扩产，中芯国际也在一年之内两度宣布扩张28nm及以上成熟制程的产能。尽管如此，多位业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扩张产能的规模看，代工厂仍在谨慎行事。这与代工业务的特点有关，在芯片产业链的全部资本支出中，制造环节占比高达64%，但增值仅占比24%。“晶圆代工的毛利率并不高，一旦产能利用率不高，晶圆厂或许就会陷入亏损。”酷芯微电子董事长姚海平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一位晶圆代工厂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晶圆代工厂在扩产前，都需要已有工厂的产能利用率达到相当水平，如果已有产线产能利用率只有百分之七八十，再扩产往往意味赔钱，伴随设备等大量资本投入的折旧压力就不小。”尽管在这一轮“缺芯潮”中，一些代工厂正在密集调研下游的真实需求情况，但徐鸿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简单的晶圆厂也要投入几十亿美元，高端晶圆厂的投入往往达上百亿美元，代工厂在做这样量级固定资产投入时也会心虚，会考虑激增的需求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而有国内芯片设计公司负责人告诉记者，一些代工厂为了确保未来产能，甚至会要求企业提前确定明年、后年的需求，并且支付30%的保证金，“这其实带给企业很大的资金压力，但是晶圆厂担心未来行情下滑、需求不足，所以会以是否在当下提供充足产能为条件，要求企业确定未来产能”。相比于晶圆代工厂的谨慎，徐鸿涛注意到，一些无晶圆厂商反而开始参与建厂，“因为他们更加清楚风险与需求”。2020年下半年，联发科就曾花费16.2亿元新台币购置半导体再租给力积电生产。但最为典型的案例莫过于联电，联电今年的资本支出仅为15亿美元，尽管如此，相比去年增幅也达50%。其采取与芯片设计公司三星等合作扩张产能的方式，即芯片设计公司出资购买设备，提供给联电，再让后者代工芯片。4月底，联电更是宣布与多家芯片设计公司合作扩充位于台南的12英寸晶圆厂产能，芯片设计公司以议定价格预先支付订金的方式，确保取得未来产能的长期保障。如此一来，半导体产业长期存在的两种模式似乎伴随“缺芯潮”蔓延而变得模糊，无晶圆厂商为了保证产能开始向IDM模式靠拢，而一些IDM厂商，如英特尔，则在今年宣布启动代工业务。今年2月，帕特·盖尔辛格出任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在其3月下旬的一次演讲中，除了抛出英特尔将投资200亿美元新建两座晶圆厂，预计在 2024 年量产 7nm 或更先进制程的消息外，还宣布了英特尔将重返晶圆代工业务。这一消息在当日直接冲击了台积电股价，但在近一个月之后的一次演讲中，台积电创始人张忠谋回应道，“英特尔要做晶圆代工业务相当讽刺。台积电 1986 年成立，在 1985 年筹资期间就找英特尔投资，但是英特尔拒绝，虽然当年度的景气状况没有太好，但仍是有一点看不起的意味。”“英特尔此前也多次尝试进入代工业务，我也曾参与类似的项目，当时给Altera公司做代工，我们内部半开玩笑地说，英特尔最终收购Altera就是因为代工产品一直做出不来，英特尔就干脆买下这家公司。”一位曾在英特尔参与多个制程研发的工程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英特尔做代工的一个重要阻力便是缺少服务意识，“很难想象英特尔愿意低姿态地陪伴小客户成长，像台积电创办初期的一些小客户，如高通，现在也变成了巨头。但英特尔会挑选客户，当年苹果曾找英特尔做代工，就因为订单量有限被拒绝，如今这被英特尔高层认为是个极其愚蠢的决定。”同时，技术问题也被他认为是英特尔从事晶圆代工的障碍之一，“英特尔工厂的工具相对比较封闭，更多生产高附加值芯片如CPU。但比如同样为28nm制程芯片，不同类别的芯片往往需要不同的工艺，因此英特尔产线能否很好服务于诸如手机芯片、车规芯片等尚存疑问”。但显然，英特尔重归晶圆代工业务并非仅仅是一家企业看中芯片制造市场，其背后的深意或许可以归结为盖尔辛格的一句话，“美国公司应该将三分之一的半导体生产放在美国本土进行。”目前，这一比例仅为12%。大力刺激半导体回流盖尔辛格所言现状源于代工模式的兴起。据波士顿咨询数据，美国半导体制造业所占市场份额从1990年的37%降低至如今的12%，如果按照目前趋势发展下去，可能降低至6%，但是相比之下，美国半导体公司占全球芯片销售额的47%。研究劳动力市场与经济政策的智库Employ America发文回顾美国半导体产业的历史称，从上世纪80年代起，为了与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半导体公司竞争，美国的半导体政策逐渐转向鼓励缩减运营成本、提高公司利润，忽略了对于半导体供应链的构建，使半导体产业围绕巨头形成了一套脆弱的供应链。“在去工厂、轻资产的运营理念下，虽然每家半导体公司的资产负债表看起来更加稳健，美国芯片制造的优势却已经转向中国台湾、韩国等其他地区”。目前，全球芯片制造75%的产能在东亚地区，而美国正希望芯片制造业回流，但其面临人才与成本的瓶颈。张忠谋提到，美国晶圆制造的条件与台湾地区相较具有绝对优势，包括水电等资源，但是美国的人才敬业程度和台湾地区不能比，台湾地区有大量优秀的工程师、技师、作业员比较愿意投入制造业。前述英特尔工程师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解释，美国芯片制造业不断流失的一个原因便是美国的文化体系不太容易产生服务意识。芯片属于精密加工制造业，与东亚文化圈更为兼容，需要工人有很强的纪律性、服从性，因此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代工厂都集中在东亚。“即使是英特尔这样的美国公司，其工厂的管理体系也与其他部门不同，推行军事化管理”。美国在成本方面的劣势更为明显，在美国建设一个新芯片工厂的10年总拥有成本大约比亚洲地区高25%~50%，假如要满足半导体自给自足，美国需进行3500亿~4200亿美元的前期投资，这一数字也比中国大陆的1750亿~2500亿美元要高出不少。　　工作人员在黄色光源工作环境中观察光刻胶前烘情况。光刻胶又名光阻，是半导体芯片制造工业的核心材料。图/新华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今年2月致信美国总统拜登，提到竞争国家均投入巨资吸引半导体制造、研究，美国的缺席导致自身失去竞争力，造成美国在全球半导体制造份额中的降低。美国需要鼓励建设并更新半导体制造设施，并在研究领域投入。当地时间6月8日，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了《美国创新与竞争法》，其中批准拨款520亿美元，在今后5年里大力促进美国半导体芯片的生产和研究。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曾称其为“历史性的520亿美元投资，用以确保美国保持芯片生产的领先地位”，并直言，“这项法案将确保美国不再依赖外国芯片加工商。”据路透社报道，其中包括390亿美元的生产和研发激励，以及105亿美元的实施计划，包括国家半导体技术中心、国家先进封装制造计划和其他研发计划，以及 15亿美元的应急资金。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芯片厂商美光科技出席活动时称，这520亿美元的资金将为芯片生产和研究产生超过1500亿美元的投资，当中包括州和联邦政府以及私营企业的出资，也就是通过联邦资金释放更多私人资本，“到完成时，在美国可能有七家、八家、九家、十家新工厂。”她预计，各州将为芯片设施争夺联邦资金，而商务部将有透明的资金发放程序。去年以来，美国国会两党议员不断提出鼓励美国芯片产业发展的法案，如“2020美国晶圆代工法案”（AFA）、“为芯片生产创造有益的激励措施法案”（CHIPS）。CHIPS法案还被纳入拜登提出的2.3万亿美元基础设施计划，于今年早些时候颁布，批准了半导体制造激励措施和研究计划，但尚未提供资金，拜登也曾呼吁拨款500亿美元，促进半导体生产和研究。此前，苹果、亚马逊、谷歌、微软等科技巨头联手包括英特尔、高通、台积电等在内的芯片产业链企业，组建了一个游说团体——美国半导体联盟（SIAC），目标便是向美国政府施压，要求美国国会为CHIPS法案提供500亿美元资金。美国英特尔公司的一处芯片生产线。图/基尼图片社台积电、三星等均已计划在美国扩建芯片厂的情况下，一场对于政府补贴政策的争夺已然展开。早在去年5月，台积电便宣布将在美国亚利桑那州投资120亿美元新建12英寸厂，预计将在2024年建成投产，初期月产能为2万片5nm芯片，而这一计划的投资与产能规模在今年被多次曝出仍在扩大。在向美国得州政府提交的文件中，三星也披露了其赴美建厂计划的具体细节：计划耗资170亿美元，10年内在当地创造约1800个就业机会，位于奥斯汀，面积700万平方英尺。三星还提醒说，该项目“竞争激烈”，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纽约北部的Genesee县及韩国替代地点都是奥斯汀的潜在竞争者。如果落户奥斯汀，将在今年二季度破土动工，预计在2023年第三、第四季度投入运营，传闻将用于生产先进的3nm制程。三星明确要求在20年内，得州特拉维斯县和奥斯汀市对三星芯片厂的税收减免将达约14.8亿美元，高于先前提到的8.055亿美元。谈及美国积极复兴半导体制造产业，张忠谋认为，美国做事永远是“胡萝卜与棒子”一起，补贴只不过短期几年而已，不能弥补长期的竞争劣势，过了补贴政策的那几年，还是要看实力。供应链安全被打破持续增长的旺盛需求正在拉长半导体的景气周期。不只是美国，韩国、日本、欧洲等国家或地区都在吸引半导体制造回流。日本政府已经承诺扩大现有约2000亿日元的基金规模，支持国内的芯片制造行业。韩国政府业宣布为本土芯片产业提供1万亿韩元长期贷款，扩张8英寸晶圆厂产能，并增加材料和封装投资。欧盟提出的“2030数字指南”计划的目标之一便是到2030年，欧洲半导体生产至少占据全球产值的20%。伴随分工模式兴起，半导体产业曾被视为全球化程度最深的产业之一，基于2019年的数据，在对整个产业附加值的贡献中，有6个国家和地区（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和欧洲）的贡献度都至少达到8%。但经历这一轮“缺芯潮”，出于维护供应链安全的考量，半导体产业正在向本地收缩，中国也不例外。波士顿咨询曾作出预测，假设在每个地区建设完全自给自足的本地供应链，将需要9000亿~1.225万亿美元的增量前期投资，并导致半导体价格整体上涨35%~65%，最终导致消费者电子设备成本上升。“趋势已经很明显，这在日本厂商的产品中得到充分体现，拆开日本的电子产品，会发现其使用的芯片基本上都来自日本，未来各地也会遵循这样的趋势，简单说就是在哪里设计，就要在哪里生产。”上海一家芯片设计公司CEO刘东（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集成电路分会理事长叶甜春认为，美国、欧盟强化本土产业链，缺芯固然是一项因素，但根本原因是对供应链安全的一种担心。芯片产业链全球化发展的地域分工，导致有些地区的工业空心化，现在各地希望在本地建立一个至少能够维持最小可行制造能力的产业体系。但在他看来，欧美要建设本土晶圆制造业是很困难的，这是一个成本、供应链体系和产业生态的问题。首先供应链企业要跟过去，把供应链重建起来，经济代价和后续的运维成本会非常高昂；其次，发展制造业需要人才资源作为支撑，欧美高校的人才体量能否支撑制造产业的重建，也值得考量。“继续创新”或许是欧美发展制造业的一条路径，但通常意义上的产业回流是很难操作的。对于中国当下的芯片产业前景，叶甜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国内集成电路存在“卡脖子”问题，在部分领域显得被动，但是跟10年前近乎“休克”的状态相比，是完全不一样的。但他担心的是，眼前的问题得到缓解之后，对后续的布局缺乏紧迫感，耽误两年然后发现“卡脖子”这个问题始终存在。他的建议是，对中国而言，首先是确保供应链的安全，28nm以上的供应链要实现绝对安全，14nm、7nm的技术短板也要尽快补齐。此外还要锻造长板，真正摆脱“受制于人”需要掌握足够的反制手段。要把握好全球化分工与供应链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度”。2021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展出的美国高通公司多款5G芯片。图/中新国产替代如何加速刘东注意到，其实从去年开始，国内的芯片厂商，包括一些终端产品厂商，已经在将供应链逐步从境外转移至中国大陆，当时主要是受到华为被制裁事件的冲击，随着这一轮“缺芯潮”爆发，这一趋势将更加明显。深迪半导体今年为国内一家一线手机厂商供应六轴IMU惯性传感器芯片，深迪半导体公共关系负责人黄杜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2019年第一次送样，经历两年的测试才最终谈成，“对于手机厂商更换一款芯片的成本并不小，因此一旦习惯于采购外国厂商的芯片就没有动力冒风险更换。”而多位国内手机厂的供应商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在消费电子领域，国内终端厂商今年都在转移产业链，“能用国产替代的都尽可能使用国产替代，就算国内供应商无法做主力供应商，也会让其作为辅助供应商。”徐鸿涛甚至认为，这次“缺芯潮”的一个原因便是国产替代导致代工厂新产品导入规模增长，“比如原来一家代工厂的产能分配中，量产与新产品导入的比例可能是8：2，但随着新产品导入的需求增加，就挤占了量产部分的比例分配，其中部分原因便是国产替代和产能紧张导致开辟新供应商需求的加剧，一款新产品都要经历漫长新产品导入才能量产。”不仅是终端厂商在更多启用国内芯片厂商的芯片，一些国内的无晶圆厂商也开始将产能向中国大陆转移。对于刘东的公司而言，与其合作的代工厂遍布中国大陆和台湾，韩国、美国。“只是每家投产多少不一，一方面是要为特定种类的芯片寻找更适合的工艺，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避风险。但是一旦产能全球性紧缺，即使产能再分散，风险也难以回避。”刘东反问，“这一轮‘缺芯潮’中，已经可以看到地方保护色彩加重，比如一家韩国代工厂，面对一位韩国客户与中国客户的需求时，他会怎么选择？”一家三星投资的芯片设计公司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正是由于三星背书，其产能几乎未受影响，反而扩张产能争抢到产能紧缺的竞争对手的订单。用刘东的话来说，“大家都变得不那么有操守”。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源于政府的干预，前述刚刚成立的SIAC便在公开信中称，“当行业努力纠正短缺造成的供需失衡时，政府应该避免干预。”外界认为这暗指美国政府此前施压包括台积电在内的代工厂保证汽车芯片产能。有中芯国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芯国际在分配产能时会从终端应用的角度考虑，也就是如果某款芯片缺失，会不会影响普通人生活，甚至国民经济，“会仔细甄别企业的产能需求，依企业真实需求而定，也不会多给企业产能。”多位业内人士都感慨，在这一轮“缺芯潮”中更能看到中芯国际的意义。“如果产能在国内，遇到疫情这样的极端情况，至少还能见面沟通，但如果投产在韩国、中国台湾的代工厂，连见面协调的可能都没有。”一位芯片厂商负责人透露，从去年开始，公司就在将产能从境外逐步转移至中国大陆，目前已接近一半，甚至直接邀请一家国内代工企业入股，“也是为了未来更顺畅地转移产能”。山东潍坊一家LED芯片生产企业净化车间内，工作人员在对LED芯片进行电极蒸镀。图/新华这样的产能转移不止发生在某一家公司身上，姚海平也坦言，公司会将中芯国际14nm、12nm制程作为主打的平台，“14nm以下先进制程代工其实可选余地并不多，无非是三星、台积电、中芯国际等几家。现在中芯国际的先进工艺的产能利用率还不高，所以今年其扩张产能集中在28nm等成熟制程，因为其先进制程工艺刚刚开发出来不久，国内的设计公司做出针对的设计需要时间，估计在明年年中中芯国际先进制程产能也会变得非常饱满。”中国缺少的不仅是先进制程的产能，其实，目前市场上20nm以上工艺节点产能占据了82%，更多的芯片产品依赖成熟制程产能。“国内除了中芯国际和华虹，形成量产能力的也就是华润上华，但每月8英寸晶圆的产能可能只有两三万片，确实太少，可能都无法支撑大一点的客户。新的代工厂产能完全跟不上，特别是目前一些产品需要特定工艺，比如BCD高压，其实只有中芯国际、华虹、华润上华这三家公司有技术准备，再无其他选择，这就是目前的现状。”前述中芯国际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黄杜提到，“前一段时间政府征求对行业支持政策的意见建议，我们提出除了鼓励主要以线宽制程为标准的先进标准工艺，也要支持不依赖于线宽的MEMS特色工艺，MEMS惯性传感器芯片在人工智能物联网时代将会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应用。”MEMS工艺是芯片制造的一种特殊工艺，被广泛应用于惯性传感器芯片制造，而惯性传感器芯片已经进入每一部智能手机，手机横屏与竖屏视角的转换便依赖这颗芯片实现。“如今各地晶圆厂烂尾的情况已经让政府感到担忧，但总体而言，大陆的产能仍然很短缺。”有晶圆厂商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几年前公司原本计划投资建设晶圆厂，计划投资50亿元，年产能为1万片8英寸晶圆，但之后项目夭折，原因便是地方政府不再支持。” “当时项目遇到国家收紧半导体投资，地方政府对于项目获得国家资金支持没有信心，就需要地方承担大部分资金压力。”这位负责人说，工厂从开工到“投片”需要3年时间，而根据当时的测算，8年才能回本，这段时间对于地方政府来讲过于漫长。当下，政府对于晶圆厂的支持无疑举足轻重，中芯国际创始人张汝京在总结项目能够获得成功的条件时就说到，要有政府支持，中央政府通常是在政策和税务上的支持，地方政府通常是给予土地和项目奖励等支持，为了引进一些新项目，需要各级地方政府制定一些准入的指导。他向《中国新闻周刊》建议说，通过国家发改委窗口指导，一定程度上避免错误的投资导致的国家财产和资金的损失的考量下，可以积极推动国家需要的这类半导体公司。但是如果管控过于严苛，也可能会把这个产业的发展遏制住，减缓国家集成电路与半导体产业的发展。“投资金额小于10亿元以下的，按现有方式进行备案；对于政府投资金额低于某一数位的，如50亿元以下的，由省市相关发改委窗口指导；金额更大的由上一级的发改委管控。至于民企或外资为主的，因为政府担的风险较小，可适度放宽指导窗口。”在叶甜春看来，此前多地都爆出芯片制造的“烂尾”工程，是因为个别项目在市场定位、技术研发、团队配置等方面没有做好准备，仓促上马。对于做好准备的项目，该上马还是要上马。他指出，据不完全统计，国内逻辑IC存在40万片12英寸的月产能缺口，存储器至少缺20万~30万片月产能。保守估计，月产能缺口在60万~70万片。整体产能缺口这么大的时候，应该更大规模、更有效率地扩产。“中国貌似缺乏最新的技术和产品，但是全球80%以上的产品用不到最尖端制程，14纳米以上制程能覆盖绝大部分需求——虽然市场份额可能只有百分之六七十，但这上面有大量文章可做。”

“2020年，北斗系统产业链国内产值已超4000亿元，海外应用加速落地，已在全球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应用……”5月26日，第十二届中国卫星导航年会在南昌开幕，当中国卫星导航委员会主席何玉彬谈到北斗系统的应用成绩时，台下响起阵阵掌声。去年7月31日，中国向全世界郑重宣告，中国自主建设、独立运行的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全面建成，开启了高质量服务全球、造福人类的崭新篇章。至此，中国北斗正式登上世界舞台，站在了我国用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第一梯队”。走出符合国情的“北斗节奏”2020年6月23日上午，四川大凉山腹地，长征运载火箭托举着第55颗北斗导航卫星“吉星”穿云而去，奔向太空。随着“吉星”在北斗三号组网“大棋局”的落子定盘，北斗三号30颗组网卫星已全部到位，星座部署全面完成。1970年11月，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后的6个月，中国第一份研制导航卫星的论证报告完成。当时已经做出样星的导航系统，有着一个生动的代号——“灯塔计划”。虽然最终因技术方向转型、财力有限等原因终止，但它却如同黑夜中的明灯，以十余年的设计和研制，为北斗卫星积累了宝贵的工程经验。1983年，以陈芳允院士为代表的专家学者，提出了利用2颗地球同步轨道卫星来测定地面和空中目标的设想。经过大量理论和技术研究工作，“双星定位”系统概念逐步明晰。其实，为了验证“双星定位”的可行性，陈芳允带领研究小组在新疆、广西和北京的卫星测控站，利用午夜0至2时之间两颗通讯卫星的空余时段进行试验。一张拍摄于1989年9月25日的照片，记录了中国第一次成功利用两颗卫星实现定位的功能演示。当时对于要不要立即启动耗资巨大的导航卫星工程，仍有诸多因素需要考虑，认识的转变发生在1990年。当年震撼世界的海湾战争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打响，美国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第一次以武器制导的形式大获成功，在总结报告中，美国人将海湾战争归结为“GPS的胜利”。中国与世界都从这场现代战争中感受到了拥有导航卫星的重要性。1994年2月，一份名为关于印发双星导航定位系统工程立项报告的通知，标志着北斗一号正式上马。这一年，已经65岁的孙家栋被任命为工程的总设计师。此前，美国和俄罗斯都选择一步到位直接建造全球导航系统的模式。但早期的北斗工程科研经费、技术基础、人才队伍均十分匮乏，中国必须寻找一条全新的技术路径。随着实践与摸索的深入，最终，“先区域、后全球”的思路被确定下来，“三步走”的北斗之路由此铺开。参与了技术路线讨论的北斗一号卫星总设计师范本尧院士后来评价说：“全球组网需要大量的时间和资金。当时用户还集中在国内、周边，因此‘先区域、后全球’的技术途径更符合中国国情。”从1994年开始，北斗一号逐步从图纸变成真正的卫星。2000年10月和12月，两颗北斗一号卫星先后进入太空预定轨道，这标志着中国成为继美国、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拥有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国家。刚刚拥有雏形轮廓的北斗，很快因为一项特殊任务让人们理解它的巨大价值。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的震波环绕了地球6圈，汶川、映秀等地的通讯瞬间中断。数小时后，一支携带北斗终端的救援队伍，通过北斗短报文技术将消息传递出来，北斗成为震区当时唯一的通讯方式，大大加快了救援的效率。北斗一号拥有其他导航系统没有的短报文功能，恰好是因为上世纪80年代的“双星定位”试验是由通讯卫星完成的。打一场漂亮的“翻身仗”由于起步较晚，当北斗一号卫星升空时，地球上空80%的“黄金导航频段L频段”绝大部分已经被美国和俄罗斯占据。2000年4月17日，中国向国际电信联盟提出频段申请，同年6月5日，欧盟伽利略卫星导航系统也提出了申请。国际电信联盟批准了一小段频率供各国平等竞争，使用规则是从申请日期开始计算，7年内完成卫星发射入轨和信号接收，“先用先得”“逾期作废”。 这意味着，刚刚起步的北斗二号必须直面一场与时间的赛跑。2005年北斗二号卫星的研制生产已经进入最紧张的阶段，可供卫星使用的国产铷原子钟却依然与实际需求存在差距。星载原子钟为导航卫星提供时间频率基准，是“心脏”般重要的核心部件，它是决定卫星定位和授时精度的基础。本打算从欧洲引进核心器部件星载原子钟，然而国际合作道路却屡屡受限。这也坚定了北斗人坚持关键技术自主可控的决心，我国组织了3家单位同时着手攻关，终于攻克这项关键技术！2007年4月14日，搭载了“中国钟”的北斗二号系统首颗卫星发射升空。为了保住频段，卫星必须在88小时内传回信号，而在轨调试通常需要7天。一直等到4月17日晚8时，接收机界面突然跳动，北斗二号在发射后80多个小时之后，终于传回了第一组清晰的信号。此时，距离国际电信联盟规定的频率启用最后时限已不到4个小时。中国北斗几乎是在大门即将彻底关闭的最后一刹那，挤进了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俱乐部。至此，一路蹒跚却勇敢向前的北斗终于开始迸发出一股磅礴的力量。从2017年11月开始，中国以百分百的成功率在32个月中发射了30颗北斗三号组网星和2颗北斗二号备份星，以月均一颗星的速度创造了世界导航卫星组网发射的新纪录。今天的北斗三号继承并发展了北斗特色的混合星座设计，拥有世界领先的星间链路和信号体制，全部配备国产高精度星载原子钟，核心器部件百分百自主可控，卫星寿命10年以上，定位精度优于10米，授时精度优于20纳秒，可以为全球提供定位、导航、授时、以及星基增强、地基增强、短报文通信、精密单点定位、国际搜救等多样化服务。让美好的想象成为现实北斗已经构成了一个环绕地球的导航星座，由30颗北斗三号卫星、15颗北斗二号卫星以及许多个试验卫星和备份星共同在轨组成。它们各自飞行在不同高度、不同角度的太空轨道。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使用北斗导航的场景几乎无处不在。汽油和液化天然气的输送有着极高的危险性。我国每年通过道路运输的危险品超过4亿吨，这占年货运总量的30%以上。基于北斗导航技术的终端设备全程监测车辆的精确位置，记录行驶轨迹。当车辆偏离预定路线或出现异常时，监控中心将及时发出警报。车辆所在位置的天气、路况、运行状态都可以掌控，甚至实现主动干预和智能控制，有效降低潜在危险和事故危害。在上海洋山深水港，最新启动的“5G+L4级智能驾驶重卡”示范运营应用了北斗系统。它的高精度导航定位实现了重型卡车一次性精准停车、近距离自动列队行驶，提升了洋山港智能转运效率和东海大桥行驶能力，让人们感受到无人驾驶时代的气息。北斗卫星系统的精准授时功能让中国人把时间这一物质周期变化的规律掌握在自己手里。每颗北斗卫星都装载着高精度原子钟，通过原子跃迁计时，代表了目前人类对精准时间计算的极致。每天上午6：10，京张高铁动车组准时出站。这是中国第一条智能高铁，出发、过站和抵达，与列车时刻表是否相符，考验着对时间的精准把控。在每小时350公里的最高速度下，以北斗授时为基准，京张高铁实现运行、故障、通信和自动化程序的时间同步，列车自带的北斗多合一天线，将列车的时间位置等信息进行实时监控。如今，北斗系统已全面服务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救灾减灾、农林牧渔、城市治理等各行各业，融入电力、金融、通信等国家核心基础设施建设，与新一代通信、区块链、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不断将美好的想象变为现实。打造北斗“朋友圈”站在全人类角度守望和平安全、为人类社会发展提供支撑保障，是中国北斗义不容辞的使命职责。近年来，随着服务能力的增强，北斗系统积极融入世界事务、履行国际职责，先后进入多个国际组织标准，国际民航组织认可北斗为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四大核心星座之一。支持北斗三号全球新信号的首个移动通信国际标准已发布，首个北斗船载终端检测标准已由国际电工委员会向全球公布，国际海事组织认可北斗系统为全球无线电导航系统，国际搜救组织正在对北斗三号搭载的搜救载荷开展标准文件制定和入网测试……党的十八大以来，作为航天科技产品输出排头兵，北斗系统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走出国门，根据不同国家、不同行业的不同需求，提供定制服务，逐渐成为叫得响的“世界品牌”。2013年，缅甸使用了500余台高精度北斗终端，这是北斗高精度产品首次在东南亚国家批量应用于农业数据采集、土地精细管理。2015年，基于北斗系统的高精度接收机应用于科威特国家银行总部300米高摩天大楼建设，实现了施工过程中垂直方向毫米级测量误差。这是北斗首次在海外应用于高层建筑监测。2018年，北斗系统参与马尔代夫阿拉赫岛海上打桩项目，提供全天候、高精度服务，实现海上打桩智能化监控、可视化作业、高精度施工。北斗系统走进俄罗斯，西伯利亚电力巡线实现现场人员与管理中心双向互动，这可以及时发现设备缺陷和危及线路安全的隐患，保证输配电线路安全和电力系统稳定。北斗“驶入”欧洲，在中欧班列上，北斗终端装在集装箱上，可实时记录列车及货品的运行轨迹，定位精度10米以内，实现全程跟踪无缝中转。新时代，作为我国一张亮丽名片，中国北斗将不负重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人类社会发展作出更大贡献。如今，北斗系统已全面服务交通运输、公共安全、救灾减灾、农林牧渔、城市治理等各行各业，融入电力、金融、通信等国家核心基础设施建设，与新一代通信、区块链、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深度融合，不断将美好的想象变为现实。

澳门大学应用物理及材料工程研究院助理教授周冰朴的研究团队设计出一种新颖的复合介电体，实现了穿戴式柔性电容式触觉传感器的高灵敏度和超宽线性范围的同步优化。该器件在无外部供电的状态下亦能够正常运作，可以应用于健康监测、人机交互及智能控制等不同领域。该研究成果已获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先进材料》(Advanced Materials)发表。近年来，柔性可穿戴传感器件因其在健康医疗、电子皮肤及智能交互等诸多领域的潜在应用而吸引了广泛的关注。传统的电容式柔性触觉传感器因介电层的非线性介电行为和机械变形的限制，其有效工作范围往往局限于10~100 kPa量级，且难以在检测灵敏度和线性范围等关键参数进行有效的同步优化，成为制约其进一步面向实际应用的重要原因之一。宽线性范围及高灵敏度的共存，能够确保器件在不同压力范围均保持出色的检测性能，既有利于在不同场景下的应用拓展，亦简化了后续电信号的提取及分析。受人体皮肤结构的启发，研究团队设计出一种由低介电的微纤毛阵列和高介电的粗糙表面及微穹顶阵列构成的复合介电体。该复合介电体具有梯度式的介电特性和可压缩性，能够在不同压力作用下实现低、高介电组分的串并联转换，以满足介电性能和机械性能随压力的线性变化，从而实现了电容式传感器件在高达1000 kPa的超宽范围内维持线性工作及稳定的灵敏度。该复合介电体同样适用于摩擦发电式触觉传感器，其线性介电行为以及复合结构既可实现等效面电荷密度随压力的线性变化，又可增强接触起电及静电感应。因此，该传感器亦可作为一种自供电检测设备，在同样高达1000 kPa的超宽压力范围内，有效地将外力刺激线性地转换为电压信号，对人体的健康特征及体动等进行实时的监测。基于同步实现的高灵敏度和超宽线性范围，传感器可在很宽的压力范围内维持对压力的高分辨率。因此，传感器件不仅可以感知不同应用场景中人体的生理信号(如脉搏、呼吸)，用于健康监测，还可组合施加的外力，将电容或电压信号编码为控制指令，用于人机交互及智能控制。由于控制指令的输出可完全由单个传感器件实现，避免了多传感元件集成化的需求以及复杂的信号处理和转换。该复合介电体的设计解决了传统介电体的介电行为和机械行为难以分别调控的问题，为高性能柔性触觉传感器的发展提供了新颖的策略

据外媒 AJU Business Daily 报道，韩国在6月23日公布了一项为期 5 年的国家项目，将在未来 5 年内投资共 2200 亿韩元(约 12.5 亿人民币)，用于 6G 技术的研发，通过与美国的合作，力争在 2028 年成为世界上首个实现 6G 商业化的国家。这项投资计划是在今日的 6G 战略会议上提出来的，参会者包括政府官员、商业公司和专家学者，韩国科学和信息通信技术部长林惠淑在一份声明中还表示，“下一代移动网络是数字创新的基础，我们应该发挥我们创造力，同时依据我们在网络领域的经验和技术，在 6G 时代引领国际市场。”三星通信研究中心的负责人此前也曾表示，6G 的特点是提供先进的服务，比如真正的沉浸式增强现实(XR)、高保真移动全息图等，XR 包含了众多复杂的硬件和软件，能够为虚拟现实、混合现实等创造内容。

证券时报网讯，中金公司指出，汽车行业向智能化（智能座舱+智能驾驶+智能服务）迈进的步伐已不可阻挡，在AI技术的加持下，汽车智能化的发展逐步加速。我们认为，智能座舱已经步入商业化阶段，而智能驾驶处在高级别（L3及以上）的量产前夜。汽车智能化的实现不仅可以为用户提供全新体验，其对整个交通系统效率的提升更是助力能耗的降低，对于碳中和的大发展战略做出贡献。当前，由于硬件成本高、软件能力弱及法律法规不完善等一系列制约因素的存在，高级别自动驾驶成为了一个难度较大的工程问题，人类正在不断努力通过两条路径攻坚（主机厂+芯片供应商：从司机端出发，预埋高级别硬件降维到L2上量，靠数据迭代产品；软件公司：从乘客端颠覆出行，直接发力固定场景L4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