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秋科：统一编码确保食品安全溯源
罗秋科简介：
罗秋科，管理科学与工程博士，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副主任，现主要从事条码及自动识别技术的研究及标准制修订工作。曾作为主要起草人完成国家质检总局下达的《商品条码》《商品条码管理办法》等19项国家标准、法规的制修订项目；作为主要负责人完成了国家科技部下达的“九五”科技攻关项目《二维条码技术研究与应用试点》，国家经贸委《二维条码技术应用总体规范与应用试点》、国家质检总局《国家条码质检中心技术改造项目》，以及质检总局下达的青年基金项目《条码印制质量控制与管理》的研究工作；编著出版了《中国条码发展报告》、《条码阅读设备技术规范与应用指南》、《QR二维码及应用》《商品条码印刷资格认定工作指南》等10多本与条码相关的著作；在国内外刊物及学术会议上发表学述论文近20篇。负责开拓了条码印刷企业资格认定、条码印刷品质量综合分级检验等工作新领域，参与开拓了二维条码技术、EPC技术研究与推广应用新领域。
核心提要：自古以来，民以食为天。在现代社会，食品安全，已成为民生的核心要义之一。食品生产企业实施产品追溯，就是对企业生产、仓储、配送、销售等供应链全过程的流程建立安全保障体系。建立食品的统一标识，做到“上可溯源，下可追踪”，从而实现整个供应链的可追溯性。
但目前我国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由于未采用全球统一标识标准，导致可追溯信息标识不惟一、格式不规范，信息无法共享和交换等问题，给食品可追溯管理带来一定的困难，同时还造成社会资源浪费。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副主任罗秋科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实现食品全产业链的监管，统一物品编码势在必行。”
正文：
（今年2月，国务院颁布的《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要求，要搭建以物品编码管理为溯源手段的质量信用信息平台，推动各行业产品质量信用建设。）
《中国自动识别技术》杂志社记者（以下简称记者）：请您介绍下食品安全追溯管理的功能、起源，以及在我国的应用。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副主任罗秋科（以下简称罗）：推行食品（含食用农产品，下同）质量安全可追溯管理，是在以英国疯牛病危机为代表的食源性恶性事件在全球频繁爆发的背景下，1997年由法国等部分欧盟国家提出的旨在加强食品安全信息传递、控制食源性疾病危害和保障消费者利益的信息记录体系。
食品可追溯管理是基于风险管理的安全保障体系和信息记录体系，是保证食品安全的一项重要措施。食品企业实施追溯，就是对企业生产、仓储、配送、销售等供应链全过程的流程建立安全保障体系和信息记录体系，建立食品的统一标识，建立关联链接，做好关键信息记录，做到“向上一步可溯源和向下一步可追踪”，从而实现整个供应链的可追溯。食品一旦发生问题，即可通过物品编码，查找从原料到成品到上市到最终消费整个链条所记载的信息，快速缩小问题食品范围，准确查出问题环节，直至追溯到生产源头，确保了食品召回的高效性和准确性。
食品可追溯管理也是适应国际食品贸易与出口的重要措施，欧盟、美国、日本等诸多国家都已相继出台法规，明确要求在本国销售的食品必须具备可追溯性，以减少大范围食品安全突发事件，提高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能力。
目前，国际上应用范围最广的食品安全追溯解决方案是国际物品编码协会推出的《全球可追溯性标准》（GTS），它基于全球广泛应用的商品条码标识体系而建立，符合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良好农业规范（GAP）等标准规范的要求，具有全球统一性、标识唯一性、应用广泛性的特点。已被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UN/ECE）、欧盟等多个国际组织认可和推荐，广泛应用在欧美、亚太等区域的60多个国家，效果显著。
中国政府历来高度重视改善民生和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工作。为加强食品安全管理，我国先后出台实施了《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和《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和规章，都强调建立食品安全追溯制度的重要性，明确要求企业实现对生产流通过程的记录，具备可追溯性，为推进追溯管理提供了法定依据。
特别是从2007年起，中央相关文件连续多年对建立质量追溯制度提出明确要求。在各级政府、研究部门推进下，各地相继实施了众多追溯体系建设项目，并在食品安全管理上发挥着作用。
今年2月，国务院颁布的《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明确要求，要搭建以物品编码管理为溯源手段的质量信用信息平台，推动各行业产品质量信用建设。同时，依托物品编码等国家基础信息资源，加强产品质量和工程质量信息的采集、追踪、分析和处理，提高质量控制和质量管理的信息化水平，提升质量安全动态监管、质量风险预警、突发事件应对、质量信用管理的效能。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建立了国家食品安全追溯平台和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商品条码信息实现了对超过1000万种产品和15万家企业的责任主体追溯，对实现食品的有效监管打下了坚实基础。）
记者：在食品安全追溯管理系统建设中，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做了哪些研究和实践？取得了怎样的成绩？
罗：将物品编码科学地应用于我国的食品安全可追溯性工作，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实践，对生产经营过程中涉及的人、物、机构遵循系统性、唯一性、可扩展性的原则进行科学编码，采用条码、射频识别技术将实物流与信息流结合起来，使得产品所有的生产和流通信息记录贯穿整个供应链，再利用物联网技术完成供应链各环节之间的传输和发布，最终达到追踪和溯源实物的目的，我们取得了丰硕成果。
我们对婴幼儿乳粉、果蔬、肉类、水产品等行业开展了大量的调研；建立了食品安全追溯标准体系，制定了多项食品安全追溯关键国家标准；指导企业实施，出版了多种实施指南和案例集；建立了“寿光蔬菜”“四川茶叶”“新疆瓜果”等100多个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应用示范，完成了中法食品跨国追溯项目，并为北京奥运、广州亚运的食品安全保障提供技术支持，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在此基础上，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建立了国家食品安全追溯平台和中国商品信息服务平台，通过商品条码信息实现了对超过1000万种产品和15万家企业的责任主体追溯，对实现食品的有效监管打下了坚实基础。
记者：实施食品安全可追溯管理，能给企业带来哪些可以看得见的效益？
罗：我国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在服务政府监管、服务产业发展、服务食品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食品追溯系统能够提供食品全生命周期的生产与流通信息，能够帮助企业找到食品质量安全问题的根源和起因，阻止问题扩大并防止再次发生；能够提高食品生产流通环节信息的透明度，有效打击假冒伪劣，保护我国的自主品牌；能够服务于政府食品安全问责机制，对企业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进行有效控制，精确落实责任主体，使得其他参与方不受牵连。能够加快发现市场流通中的问题食品，并及时撤回和召回，保证无关产品不受影响，保护消费者权益，增强消费者信心。
如新疆标准化院采用全球统一标识系统（即GS1系统）提供用于供应链中标识物品和服务的一个完整的编码及标识体系。该项应用中，给每一个零售包装的哈密瓜(贸易产品)或一箱包装不同的哈密瓜（贸易产品的集合体）都分配一个全球唯一的标识代码GTIN。根据GTIN能够追溯出哈蜜瓜的产地信息；肥料、农药等辅助生产信息配置；产地土壤、水质、环境、施肥、施药等日常管理信息；仓储条件、产品出入库、运输、产品流向等储运信息管理，并且能够通过市场终端查询，实现了哈密瓜追溯的功能。
该系统运行一年来，进入追溯系统的吐鲁番精品哈密瓜种植面积已由开始的3000亩增加到现在的1.3万亩，每公斤精品哈密瓜销售价格也由2元上升到10元，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十分显著。
四川标准化院根据四川茶叶制品物流的特点，结合企业对产品安全溯源的实际需要，选择种植、收购、初加工、精加工、内包装、外包装、成品检验、分销共8个环节作为溯源控制点，拟定了各控制点的溯源标识，并采用中国商品条码标识系统对各溯源标识编码，通过扫描物品容器、标签或包装物上的商品条码，即可获取有关数据编码的信息。一旦市场上茶叶制品发生安全问题时，其生产企业可通过追溯系统对问题产品溯源，及时找出问题所在，进行妥善处理。
该系统已被10余家四川知名茶叶企业、近10个质检系统部门使用，效果显著。
（在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由于未采用全球统一标识标准，导致可追溯信息标识不惟一、格式不规范，信息无法共享和交换等问题，给食品可追溯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同时还造成了社会资源浪费，政府和企业重复投入。）
记者：目前我国在推进食品安全追溯管理中，主要还存在哪些问题？
罗：当然，我们也知道，现在许多行业、部门和技术公司都建立了追溯系统，大部分采用的是内部编码进行食品安全管理和查询。不能否认，这些系统对一个内部闭循环来说能发挥一定作用，但在行业之间、部门之间、企业之间，由于未采用全球统一标识标准，导致可追溯信息标识不惟一、格式不规范，信息无法共享和交换等问题，给食品可追溯管理带来了一定的困难，同时还造成了社会资源浪费，政府和企业重复投入。
正是这种食品安全追溯管理呈现出多部门、多模式、多途径推进的特点。归纳起来，主要存在四个方面的问题：
一、缺乏统一认识。我国目前对食品安全追溯存在认识不统一、不到位的情况，还存在一些认识误区。例如，把质量安全追溯等同于责任追究，忽视质量安全管理的本质，只注重食品身份标识，认为只要在上市产品上附着身份证号、消费者能查到生产厂家和生产日期就是实现了质量安全可追溯。这些认识误区，与食品安全追溯制度建设的本义相去甚远，不符合质量安全追溯基本要求，也与国际上通行做法相违背。
二、缺乏明确要求。由于缺乏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的统一技术标准和操作规程，从而导致追溯系统的建设内容、建设标准缺乏操作层面的指导和要求，致使一些企业不是集中精力高标准严要求地推进追溯制度建设，而是异化追溯制度。把追溯制度当做吸引消费者眼球、牟取短期利益的手段。这将会搅乱市场、误导消费，出现“劣币驱除良币”的怪圈，最终可能导致中国社会对食品安全追溯管理制度的不信任。
三、缺乏相互协调。我国实施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纵向有中央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同步推进，横向有农业、质检、工商、食药监、商务、科技、信息等部门从分段监管、行业管理、产业发展等职责角度各自展开。在这种多层次、多部门各自为政的实施过程中，由于中央与地方、部门与部门之间缺乏足够的沟通与协调，导致在食品安全追溯技术标准、管理要求等方面还缺乏共识，项目建设上出现重复建设甚至相互掣肘的现象。
四、缺乏信息共享。技术性统一操作标准的缺失、基于分段监管的追溯理念差异，加上推进追溯管理中沟通渠道的不畅，致使各级政府部门运行的食品安全追溯系统在追溯信息定义、储存、传输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导致追溯系统之间无法实现无缝衔接，难于开展信息资源的深度整合、融合和综合利用。
（实现食品全产业链的监管，统一物品编码势在必行。通过赋予一个全球唯一的“物品编码”，贯穿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真正把食品生产的上、下游，也就是将食品的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物流、销售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都协同起来，真正形成一个开放的、从农田到餐桌的可追溯系统。）
记者：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追溯管理的系统建设方面，您有哪些建议？
罗：建立食品安全追溯管理制度，是新时期、新形势下推动我国食品质量安全迈上新台阶的必由之路，是促进食品国际贸易发展的一道无法逾越的门槛，也是促进我国现代农业发展、提升食品安全保障能力的一项重大基础性工程，更是一项民心工程、社会工程。
而实现食品全产业链的监管，统一物品编码势在必行。通过赋予一个全球唯一的“物品编码”，贯穿产品的整个生命周期，真正把食品生产的上、下游，也就是将食品的种植、养殖、生产、加工包装、物流、销售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都协同起来，真正形成一个开放的可追溯体系，真正打造从农田到餐桌的可追溯系统。
具体而言，我国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追溯管理系统建设方面，有四个方面应该加强关注和改进。
一、统一认识，统筹规划。建立并推广食品安全追溯管理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它涉及政府管理部门、从业者、消费群体，也涉及编码规则、系统建设、信息资源管理与共享，所以需要站在国家战略高度统一认识，突破目前在分段监管、标准制定、信息收集整合与深度利用等方面面临的不利因素，依据国情制定发展规划，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有合力地加以推动。要避免各自为政而造成的信息孤岛和社会资源浪费，同时避免增加企业管理难度和运行成本。
二、明确标准，强制推广。加强基础性研究，建立健全追溯统一标准和技术规程，是我国食品质量安全追溯管理科学化、规范化发展的当务之急。国际物品编码协会（GS1）针对国际食品安全可追溯性的法律要求，开发推出了基于“商品条码+批号”的追溯技术、系列应用指南，以及《全球可追溯性标准》（GTS）和《全球可追溯一致性控制点和一致性准则）（GTC），并且已经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得到广泛应用。在我国，也已经建立了百余个应用示范点。但是，仍需要国家质检总局、农业部、国家标准委等部门在现有标准（如商品条码系列标准、食品追溯信息编码与标识规范等）的基础上加紧制定配套标准，强制推广。同时，应该重点研究欧美日澳等发达国家的追溯管理经验，结合HACCP、ISO22000等管理认证标准，以追溯精度、追溯深度、信息记录等为关键指标，研究制定能够与国际市场顺利接轨的可追溯性分级标准，从而为企业或行业追溯系统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防止可追溯性被滥用。
三、加强协调，合理推进。这就需要加大各级政府对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推广的支持力度，为企业或组织创建良好的政策、法律环境，在资金上对关键设备、追溯系统运行实施政策性扶持；加强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部门之间协调，形成合力，避免多头、重复建设与监管；组织研究部门、中介组织、行业企业，开发建设追溯体系公共服务平台，包括各项标准、信息系统、数据中心等；加强对产地环境检测、农业投入品和食品添加剂许可管理、企业生产经营档案记录、产品检测等各环节的协调配合，促进政府控制的外部信息资源与企业内部的信息资源相结合，促进完整的、涵盖从产地环境到产品上市的质量安全信息整合。
四、加强信息共享，强化合作。加强与追溯管理领先的国家和国际组织之间的交流合作，及时了解掌握国际上溯源技术的发展动态，参与追溯ISO国际标准起草工作，推动我国食品质量安全追溯得到国际市场认可，促进企业和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提升；参照国外追溯管理体系建设经验，以优势产业、优势产品、高风险产品为重点，统筹规划、分布建设我国的重点食品品类质量安全信息中心平台，并基于该平台把产地环境检测、农资与食品添加剂管理、质量安全检测、产品认证连接成一个有机整体，让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各级各段监管部门既是该平台的信息提供者，又是分享者。
